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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晋涛: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三个维度

作者: 时间:2021年05月19日 17:59 点击量:

2021417日下午,北大国发院长三角论坛在上海举行,主题为迈向碳中和新时代:产业变革与资本机遇。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大环境与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徐晋涛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


2015年,在巴黎缔约方大会上,产生了较有约束力的全球协议《巴黎协定》。我认为该协议有两个关键成果:


一、参加大会的所有国家都接受,到本世纪末,将全球表面升温控制在2度甚至1.5度水平。这意味着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争论以及政治争论告一段落。


二、主要碳排放大国都提出自主减排承诺。这非常不简单,因为此前,或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之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立场非常不同。有了自主减排承诺,意味着中国、印度等国的立场有180度转变,全球气候协作才成为可能。


不过,这两个成果也有遗憾之处,即排放大国自主减排承诺加在一起产生的结果,与2-1.5度目标相比还有非常大的鸿沟。如果仅满足自主减排承诺,本世纪末地球表面升温不可能是2度、1.5度,而可能是3-6度。所以大会提出,2020年主要排放国重新盘点自主承诺,加起来能与1.5度目标接轨。


中国2020年在自主减排承诺方面有巨大改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向全世界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这与此前的承诺相比,文字差别不是特别大,但实质内容差异非常大。


对于碳中和,这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终点条件。我们研究资源经济学、动态规划,都知道终点条件的变化影响整个规划期内各阶段的行为。确定碳中和的终点目标,排放轨迹就要发生很大变化。如果仅有2030年碳达峰这一目标,企业会想2030年之前是不是还是高碳行业的增长窗口期?


而设定碳中和目标后,则意味着利用2030年之前窗口期进一步发展高碳行业的可能性会小很多。投资界、企业界会注意到,要到本纪中叶碳中和、近零排放,2030年之前一定会更加强调低碳工业、可再生能源和非化石能源。



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认为如下三个维度都值得关注:


第一,能源结构必将深刻调整。


过去,能源部门对能源结构调整已经有一些布局,着重发展了一些可再生能源,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发电不稳定、空间分布也不均匀,所以又发展了火电厂为可再生能源调峰。当然,也有一些地方一直依靠传统动能发展经济,如今提出双碳目标,对于化石能源的发展就需要比较深刻的再思考。


从国家战略角度看,可再生能源发展应该会迎来非常大的发展机遇。习近平主席在参加中央财经委会议时专门提出十四五期间要致力于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能源体系。这在过去是想不到的。


五六年前,我在参加一次能源会议时请教过相关专家,2050年非化石能源能否占据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可能性不大。但现在确立了这样的目标,必将对此后的行动、规划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只过了五六年,但站在今天的时点上看,中国已经越来越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技术和成本上都已经取得巨大进步。2012年,我在世界银行一次会上听到德国绿党首席经济学家讲德国能源前景,2050年基本实现以可再生能源支撑经济发展,基本退出化石能源,完全退出核能发展。当时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能源发展目标。他讲完后,世行欧洲部首席经济学家补充说道,德国目标雄心勃勃,但不要忘了,要实现此目标,背后的基础是中国技术,因为德国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风能设备皆来自中国。


前段时间,我参观国发院校友所在的企业金风科技——全球第三大风机生产厂,销售覆盖全球30多个国家。我们自己的技术、设备已经在支撑多国绿色低碳发展,没有理由不成为中国绿色低碳发展的主力军。我们目前的技术条件,加上企业的努力,成本已经在不断下降,而且已经足以占据竞争优势。今年以来,可再生能源补贴退坡,说明已经具备市场竞争力,经济上也更加可行。


但不可否认,可再生能源发展还面临多重阻力。要想使可再生能源快速成为中国能源体系的主要能源,体制上还需有几个突破:


一、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过去学习能源体制改革,专家一般认为中国能源体制的问题是国家电网一家垄断,需将其分成几个小电网。今天看起来又不同了。我们的调查发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真正阻力恰恰是地方封锁。因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分布不均,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可再生能源反而丰富,发了电却接不到足够的远程订单,需要克服地区封锁问题。国家发改委前几年也针对此问题出台了政策。


二、要建立分布式能源。对于华北地区能源改革,国家支持力度应大一些,屋顶光伏发展更快一些。农村家户都有屋顶产权,推进光伏发电没有产权障碍。如果国家支持力度大些,可弥补煤改气、改电工作中遇到的不足,也许对中国能源结构改革助益良多。能源结构改革,技术、成本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下一步要重点克服体制问题。


第二,碳减排要与自然碳汇方案并举。


世界上有些发展中国家,像巴西承诺30%40%二氧化碳减排是从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实现的,因为森林退化会排放二氧化碳,而不是吸碳。这方面我国做得最好。2019年中国在全球绿化发展中贡献最大,约占世界的70%-80%


中国人工种植林发展这么快,每年新增的碳汇为国家减碳排放强度贡献5%-10%极有可能。碳中和就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森林碳汇有可能变成特别主流的二氧化碳减排工具。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对中国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特别大。


过去,我们不重视生态系统贡献,好多政策看似环保,但拖了气候行动的后腿。比如,东北在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砍树,80年代出现两危问题(资源危机和经济危困)。此后国家不断出台政策,2016年实行了天然林全面禁伐,支持环保的人士都很高兴。,认为我们在保护生态环境,防治水土流失方面又进了一大步。


从碳汇角度,不是少砍树就好。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才可能是碳汇,不健康的森林可能变成碳源。我国很多天然林都是退化的森林,很可能已经变成碳源,需要积极地人工干预,提升森林生产力,才会对国家碳中和目标做出贡献。


比如中国的东北地区,需要重新考虑开放天然林经营,但前提是要积极实施体制改革,因为它是传统国有林区,类似东北老工业,积淀了很多制度问题。实际上,地方在过去二三十年积累了很多改革创新经验,但中央政府不放心,所以现在天然林全面禁伐。我认为应尽快解除全面禁伐,重新启动东北国有林或全国国有林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按双碳目标积极经营国有森林,对国家气候行动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此外,在积极经营森林过程中,不断给国家生产绿色材料,可以助力在其他领域的替代。森林里有大量能源,潜力非常大。如果天然林保护政策能放松,有一定扶持,来自森林的生物质能源应该有很好发展潜能。东北自然条件和北欧、加拿大很像,没有理由比那些国家做得更差。瑞典30%的一次能源来自于森林,我们应积极学习。


每年国家在化石能源、钢筋水泥行业还有很多补贴,这些应尽快去掉,用来扶持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所以中国追求的碳中和,一是把生态系统的贡献提升上来,二是为国家实现低碳绿色发展找到低成本蓝图。如果不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完全依赖化石能源减排,成本必然较高。


第三,政策影响难免全球联动。


我们国家搞环保、能源结构改革,习惯于依赖行政及中央政府资源,对市场机制、经济政策利用得不够充分。


现在这些条件一个个在具备。比如2018年环境税率还是定得太低,不足以改变企业、地方政府的行为。要想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环境税率可以定得更高一些。2020年开始,我国宣布推出全国性碳市场,主要涉及电力行业。碳市场会出现碳价,使二氧化碳减排有了机会成本的概念。


现在有几个因素对碳价格、投资、产业结构有很大影响。


近期欧盟出台边境调整政策,加速气候行动,碳价格肯定上升。若碳价格上升非常快,欧盟的企业就会要求对进口产品按欧盟市场碳价征收碳关税,如从中国进口风机、光伏,就要根据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征收。这就倒逼中国提升国内的碳价格,直接的方案就是中国也收碳税。


碳交易也是产生碳价的机制,但目前还是电力行业。电力本身不出口,出口产品怎么出现碳价格?国家级碳市场就要快速地从电力部门扩展到所有行业,但究竟能不能跟上欧盟、美国边境调整政策出台的步伐?我认为压力还是挺大的。


最简捷的是,中国在出口产品上实施碳税。以前碳交易试点最高也就70元人民币,即10美元左右。假定未来执行20美元的碳税,碳成本会上升很多,对传统行业影响较大,当然也利于新兴产业。全球最大贸易国是美国,美国会不会调整边境政策?这个可能性在增强。


拜登竞选纲领里特别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要搞气候政策,拜登政府会不会下一步把2009年的能源法案捡起来。他在美国国内最大的阻力是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竞争。美国如果有了碳价格,自然也会实施边境调整措施,对进口品征收碳关税,逼迫出口国在国内征收碳税。


在中国,我认为政府已经在着力逐渐铺开碳交易机制。因为如果欧盟、美国一旦实行边境调整政策,对中国出口导向的产业影响会非常大。今年我国预计8%GDP增长主要靠出口带动。如果将来欧盟、美国都要开始征收碳关税,对中国气候政策就会形成倒逼。在我看来,碳税是相对容易实现的机制,在中国有可能重新浮上水面,变成决策者考虑的工具,对未来经济、投资、产业结构都将产生极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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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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